在我国水稻、小麦、玉米、大豆等主要粮食作物中，水稻、小麦实现了完全自给，玉米自给率超过95%，仅有大豆产需差距巨大。

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，由于国民饮食结构改变，大豆消耗大幅增长，我国逐渐从大豆净出口国成为净进口国。20多年来，我国大豆产需差距逐渐拉开。到2020年，全国大豆产量1960万吨，同期进口大豆10033万吨，对外依赖度超80%。

在进口大豆量居高不下的同时，主要用于直接食用的国产高蛋白大豆、菜用大豆也呈供不应求之势。面对我国大豆产需的巨大差距，近年来，一批批大豆新品种不断推向市场，为提高国产大豆单产和品质作出积极贡献。但目前，我国大豆产业仍面临科研投入不足、种质资源鉴定落后、耕作制度不配套等阻碍。

虽然国产大豆和进口大豆都叫大豆，但却不是一类产品。

我国仅允许种植非转基因大豆，大豆蛋白质含量高，主要用于直接食用、加工豆制品和大豆蛋白。进口大豆则为转基因大豆，脂肪含量高，主要用于满足加工食用油和养殖用豆粕需求。

由此可见，国产大豆依然是老百姓的“刚需”食品，并不能被进口大豆替代。受访专家认为，我国必须保有一定的大豆产量，才能在大豆国际谈判桌上有一定话语权。

我国大豆种植面积有限，由此造成的产量不足问题亟需引起关注。

吉林省曾是大豆主产区，种植面积最高时超过1000万亩。近些年，种植面积比过去已经大幅减少。去年初至今，我国玉米价格上涨幅度达60%。虽然大豆价格也有上涨，但玉米亩产远高于大豆，每亩玉米效益依然比大豆高。在吉林中部粮食主产区，同样一亩地，种玉米的效益比种大豆高出几百元。今年春耕，农民普遍种植玉米积极性更高，压缩大豆种植空间改种玉米。

大豆种植面积被压缩已成为普遍现象，我国不少曾经的大豆产区改种玉米等作物，大豆主产区转移到气候条件、耕地质量相对较差的地区，单产和总量不高。而且专家预计2021年我国大豆播种量比去年略减，产需差距可能进一步增加。

改变我国大豆平均单产低、豆农积极性不高的状况，需要解决我国大豆“育繁推”从小作坊到工厂化运作的转变。

首先，解决我国大豆品种选育面临的科研力量不足的窘境。作为我国杂交大豆研究的龙头单位，吉林省农科院的杂交大豆研究团队只有十几个人。他们不仅要从事品种选育研究，还要忙于大豆栽培、田间管理和制种，人手不足。张春宝告诉记者，全国的杂交大豆科研团队不足百人，与杂交水稻团队上万人相比科研力量悬殊。

“现在科研机构是大豆种业‘育繁推’的主力，但很多科研机构是小作坊式，几个人的团队、十几万元的资金，与国外大型种业企业的工厂化育种、大规模试验差距巨大。”冯献忠说。

其次，发挥企业作用，鼓励种子企业和科研机构合作，推动大豆优质新品种产业化应用。

“目前吉林省农科院的杂交大豆制种能力只能满足几百公顷土地种植，达不到产业化应用的规模。这些工作单靠几个科研机构推动力量较弱，亟需种子企业参与进行市场化合作。”吉林省农科院大豆研究所所长张伟建议，鼓励大型制种企业参与杂交大豆的品种研发和试验，扩大试验规模，选育出更优质的大豆品种，推动大豆新品种产业化应用，满足市场需求。

最后，大豆种植与耕作制度不配套，也难以实现持续高产稳产。在新疆的一些大豆适宜种植区，农民采用全程耕种机械化和水肥一体化技术，种植密度高，一些品种产量很高。而在吉林不少地区，大豆种植面积小，机械化程度、配套栽培技术应用程度低，即便与新疆种植同一品种，产量也不一定高。冯献忠建议，要把大豆育种和大豆的规模化耕作模式结合起来进行科研，建议在大豆主产区建立万亩级的大豆高产稳产技术示范区，大豆展会推进大豆增产提质。